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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游车盖亭（第2页）

尽管如此，包括高滔滔的心腹太监张士良、陈衍在内的众多朝廷内外要员遭受了严厉审讯，但蔡京始终未能如愿获取到直接证据来证实这起惊天阴谋。

随着时日推移，案件进展陷入僵局，由于缺乏确凿证据，案件无法顺利结案。

最终，在旧党势力的运作下，向太后出面为高滔滔说情，并得到了赵煦的默许，决定草草结束此案。

结局是：张士良在狱中离奇死亡，陈衍被判处死刑，而刘挚及其子孙则被流放至新州。

这段历史记载在史书中显得扑朔迷离，让许多研读史书的爱好者感到困惑不解。

先，虽然信件的存在被提及，但关键物证——那封来自文及甫的信却未曾出现，因此整个事件被外界普遍视为新党利用权势构陷旧党的政治斗争。

其次，牵涉到废黜皇帝这样重大的谋反案，按理不应如此轻率地结案，若真要彻查此案，应当对刘挚任宰相时期的所有旧党官员进行排查，找出可能知情者。

然而，其中提到的关键人物蔡硕并未受到调查，他的生死去向至今成谜。

最后，此案波及范围之广，却没有皇族或外戚作为替罪羊站出来承担责任，这一点异常且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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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深入挖掘此案，要之务无疑是查证高滔滔废黜赵煦后意欲扶立的皇位继承人。

根据此前两起关于高滔滔密谋废帝的案件线索，接班人的焦点很可能指向了雍王赵颢，而高家势力亦难逃干系。

然而，在新党主导的调查过程中，赵颢与高氏家族却均未被严格审查，这在逻辑上显然有悖常理。

如此重大的谋反案，处理得如此草率，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新党借机对旧党进行政治报复，捏造罪名。

章惇和蔡京作为精明老练的政治人物，按理说不会留下如此明显的破绽。

若真有这样的疏漏被堂而皇之地记录于史册，那么这个案子恐怕就不会轻易收场，而是会引更大规模针对旧党的清算行动。

透过史书记载的种种矛盾之处，可以推测此案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秘密。

从整个案件的展轨迹及审判环节中的诸多漏洞分析，很可能是宋哲宗赵煦暗中授意推动。

先，揭此案关键信息的蔡谓及其叔父蔡硕竟然都没有成为审查对象，这一点显得极为异常。

要知道，蔡谓正是将此信息告知赵煦的人，而在正常法律程序中，他本应是案件的重要关联人或证据提供者。

赵煦下令设立专案审讯，理论上应该要有明确的原告与证人存在，但此案中既没有正式的原告起诉，也没有可靠的证人出庭作证，甚至连最关键的原始书信证据也不翼而飞。

这样的巨大漏洞，绝非邢恕一人能够轻易掩盖，更暗示着此案背后可能有着更高层的策划和操纵。

而这其中最为离奇的一点在于，不仅缺失原告、证人，连核心物证都消失了，这让整个案件更加扑朔迷离，疑云重重。

许多人都将此案归咎于新党的集体阴谋，却忽视了最初推动案件的正是赵煦本人。

若无赵煦点头同意，章惇和蔡京怎会有理由展开如此大规模的调查行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此案很可能是赵煦效仿宋神宗利用乌台诗案陷害苏轼的手法，故意编造出来的故事。

他敏锐地捕捉到旧党内部文及甫与刘挚之间的矛盾，并以此为突破口炮制此案，其真正意图是彻底打垮旧党，以便新党独掌朝政，稳固自己的皇位。

在查案过程中，赵煦并不急于查明所谓的谋反案真相，反而默许蔡京不断扩大打击面，但这些打击始终局限在旧党成员范围内，使得赵颢、高家后人等皇族势力得以置身事外。

经过一年的持续打压，旧党主要官员大多被逐出朝廷，新党领袖章惇等人完全掌握了政权大权，此时谋反案已达到预期目的，可以宣告终结。

由于这个案子本就是子虚乌有，所以赵煦也无需再坚持深究，选择草率收场。

因此，整个案件的处理留下了诸多疑点和漏洞，以至于史书上的记载也是破绽百出。

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凭什么断定这场谋反案纯属虚构呢？通过仔细研读史书记载，我们可以现，要证明这场谋反案的真实性几乎不可能。

按照历史记录，在蔡硕声称从邢恕处见到文及甫书信时，邢恕的官职是永州监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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