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第五级之后，已少之又少。
但是，我对章培恒教授的感谢，属于第七级，也就是最高级。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汇——“难解之困”
，必须认真作一点解释。
那就让我先把章培恒教授让过一边，绕一个道儿再来请出他吧。
饥寒交迫、路断桥塌，难不难？难。
但难得明确，难得干脆，难得单纯，因此还不是最难。
最难的是有人当众向你提出一系列问题，你明知答案又不承担保密义务，却不能回答。
因此众人对你怀疑、起哄、追逼、鄙视、嘲笑、投污、围殴，你还是不能回答。
例如，一九三〇年两位刚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女子在南方某市成功创办了一所新式女子学校，一时成为社会焦点。
一年后教育督察部门派出一批“饱学之士”
进行公开测评，主要项目是指定这两位女教师向全校学生讲解《东汉班昭所论妇德及宋儒对此之发展》。
两位女教师两度要求换题而未果，便主动退出测评并离去。
当地报纸发布新闻曰“不知妇德焉办女学”
。
直到五十年后，当年的一位女学生在回忆此事时写道：“人的一生，其实由一连串问题和回答组成。
千万不要试图回答别人给你出的一切问题。
选择问题就是选择人生，选择了自己，也选择了别人。”
又如，在极左年代，一个著名的国际刑侦专家因为被怀疑是“西方特务”
而被发配到一家工厂烧锅炉。
锅炉房里经常出现一些小物件如手套、茶杯失窃的琐事，大家要他侦察，他都寂然沉默，全厂便传开了一种舆论：“什么专家？一个笨瓜！”
直到两年后发生了一宗极为重大的国家安全案件，中央政府着急地到处寻找他，他才离开锅炉房，去了北京，并快速侦破。
后来他被问起锅炉房里寂然沉默的原因，只淡淡说了一句：“人是平等的，但专业是分等级的。
真正的将军、元帅，都不擅长街市殴斗。”
又如，“文革”
灾难中造反派歹徒发起过一个“考教授”
的运动。
医院里的医学权威都被赶进了考场，被要求回答打针、抽血、消毒等一系列只需要护士操作的技术问题。
大学里的著名教授也都被集中起来，接到了“革命群众”
出的一大堆所谓“文史知识”
考题。
很快造反派歹徒宣布，这些权威和教授“全是草包”
。
后来终于传出消息，那些“考卷”
几乎都是空白。
“空白？”
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颤抖了一下，他自从“文革”
以来天天都在埋头写“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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