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洪家自不能免俗。
不过,洪家人也用亲身体会验证了一个道理做一名“官商”
,虽然社会地位体面了些,做买卖也会有很多便利,但副总用却也同样严重,甚至有些得不偿失。
其中逻辑不难理解,正因为靠山是“官”
,所以投靠的商人不仅在要接受权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还会因为靠山身份带来的特殊需求,从而承担诸多的牺牲和风险。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办”
,这个由头就是个吞银子的黑洞。
不知有多少“官商”
,因为主家迎合“上峰”
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牺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逊位,则更是一场几乎使整个京城商场为京城官场陪葬的旷世灾难。
大清国的时候,京城的消费主体是以满蒙旗人和官员权贵为主。
所以辛亥革命让清政府这么一倒台,不仅消费市场直线萎缩,并且就连许多陈年旧债也难以追回,这就导致了大量中小工商业者直接破产。
而且越是“官商”
,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就越大,因为这些大商家最大的顾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来说,“衍”
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作传供的活计,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这么算下来,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
再如齐仁堂岳家,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
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损失最大的,恐怕就是专为皇家营造的兴隆木厂马家了。
据说,修光绪东陵所欠的二十二万两和修北海所欠的三万余两,皇家一个子儿也未曾支付,而当年给马家留下的那张欠据,也随着北洋政府的登台,成为了永远无法兑付的一纸空文。
到了北洋执政时期,政府则开始提倡“西风东渐”
和“实业救国”
,商人的地位表面上有了些提高。
但实际上,商人的待遇不仅没有什么改善,反之比清末还远远不如。
且不说军阀之争造成市面货源奇缺,也不说政府暗中为外国资本的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
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杂税要比清政府还狠得多。
而且军阀乱战时期,每一位带兵入京的将军,都把商人们当成了碗里的肉,任意勒索取用。
这种情形下,商家们的“大出血”
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况,那些大兵们也不是好敷衍的。
这些家伙只要从军营里一被放出来,全是一窝蜂的来市面上占便宜。
而洪家的店铺,因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首要目标。
大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混蛋”
,干什么都横着来。
骂着“妈拉巴子”
白吃白喝不说,更有甚者还仗着手里的枪杆子公然行抢,如若抗拒,那必定会砸店伤人的。
洪禄承从儿时起,就见惯了父亲因为兵痞闹事头疼烦恼的样子。
而像这种让洪家既闹心又窝心的日子,大约要到1928年东北易帜,才算告一段落。
不过,封建制度的终结,毕竟还是对世风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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