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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当吉（第1页）

中书省内。

陈伯宗继续问道。

“我朝官员任用、升转之法，又为如何？”

这次却是一旁静听良久的毛喜接言道。

“我朝承旧制，以清、浊分职事。”

“无人情杂务之扰者，为清官。”

“行应物治事之劳者，为浊官。”

“百官皆重清官而远浊官，是以官员迁转，虽在同品同班，其由浊转清，即为升，若由清转浊，则为降。”

陈伯宗在尚书、中书二省，待了那许多时日，自然也知晓这官吏的清、浊之分。

在他看来，这无疑是魏晋以来，世家政治的又一桩弊病。

在这套清浊用官系统之下，那些无所事事，不务实事的清官们得到推崇。

而那些需要有人实心任事，并实际支撑着国家运转的职官，却成为了人人避之的浊官。

可叹的是，这套标榜以德行才干用人的用官系统，就这样将秦汉以来以事功用人的文官体系，毁了个干净。

这就导致了在这种状态下，整个南朝的官僚系统变得十分虚弱。

以至于昔年宋文帝刘义隆，号称三十年元嘉治世，在动员二十万大军北伐时，还会因为财力不足，而要向三吴的士民大量征收财产税。

南朝历代积弱的病根，便就藏在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制度之中。

念及此处，陈伯宗忽而想起一桩事来，问毛喜道。

“毛公所任太子家令之职，梁武罢置，而今上复置之。”

“不知此官，为清，为浊？”

毛喜闻言，瞄了眼桌案上那些墨笔誉写的文书，心中升起一股恍若隔世之感。

他答道。

“太子家令，原是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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