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言谨提问。
她不急着开口，先向法官申请使用法庭前方两侧的大幅显示屏，在那上面做了展示，而后才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不同公司开发的几款文生图和文生视频的应用软件。
请问刘教授，从您的专业角度出发来做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技术上的不同和生成结果水平的不同？”
答案显而易见，但刘教授还是稍作停顿，看向被告席位，才说：“是的。”
言谨又问：“那我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并不是只要声称自己是人工智能，就都能达到同样的创造水平？”
刘教授重复刚才的操作，说：“是的。”
言谨提出下一个问题：“那请问刘教授，这种差异是怎么产生的呢？”
刘教授笑，说：“这就是个复杂的问题了，每家公司采用的模型不同，进行预训练的数据集也不同。”
言谨客气致谢，再次提问：“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有些AI绘图工具并未能达到您所说的‘把数据库真的学会了，生成的结果确实是一种全新创造’的程度呢？”
刘教授滞了滞，答：“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言谨并未打算纠缠，但郭家阳那边已出声打断，对法官说：“原告律师的提问存在引导专家的倾向，请求法庭准许我方辅助人不回答这个问题。”
法官支持了他的意见，看向言谨，提醒她注意提问的方式。
言谨致歉，她其实可以换一种方式重新提问，却出乎对方意料地说：“原告没有其他问题了，申请请上我方的专家辅助人。”
法官点头准许，刘教授顺利完成任务，退出法庭，换了原告方聘请的林博士坐到中间的辅助人席位上。
林博士不过三十几岁，自我介绍身份以及资历，是个数据法领域的学者，正在做人工智能监管方面的理论研究。
双方专家辅助人的名单也是庭前就提交了的，同样都是明牌。
言谨可以猜到郭律师和孙力行看到名单时的反应。
他们或许会觉得她蠢，因为美国那个同类案件之所以首战失利，除去两位艺术家没做版权登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原告方没能把为什么认为AI绘图工具侵权的逻辑解释清楚。
而言谨似乎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居然请了一个法学学者来做AI案件的专家辅助人，等于白白浪费掉了唯一的外援机会。
这一次，由言谨先提问，她再次开口，仍旧是方才那个问题：“请问林博士，AI绘图工具生成的内容是否存在复制拼接数据集作品的可能？”
这是早就预演过的流程，林博士要求使用大屏幕，在上面展示材料，同时简述其中的内容：“我这里有一篇马里兰大学和纽约大学联合研究团队的论文，题目叫《扩散艺术还是数字伪造？》，研究了扩散模型当中的过度拟合和数据复制现象。
结论指出，一款当下著名的AI绘图工具生成的内容与数据集作品的相似度超过50%的可能性达到了1.88%。
也就是说，每一百幅AI生成的图片当中，就有将近两幅存在一半以上的复制的现象。
而且，训练数据集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复制率，在使用具体艺术家姓名或者“某某某风格”
作为提示词的情况下，这种复制拼接尤其明显，甚至可能达到赝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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