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周庸把鞋脱了，走路别出声。
“两辆车都没走，三楼还亮着灯，人应该还在学校里，咱俩注意点。”
我们俩提着鞋轻手轻脚绕一楼看了一圈——都是普通的教室。
我们上了二楼。
二楼有图书室、医务室和几间空屋，我和周庸进了医务室，桌子上摆着一些药。
为了不被发现，我没开手电，借着手机屏幕的亮光看了看——这些并不是药，而是艾滋病、梅毒、淋病等性病的检测试剂盒。
难道他们来这儿给孩子们“上课”
，都得通过体检，省得互相感染？
带着疑问，我和周庸上了三楼。
因为三楼很可能有人，我们俩的每一个动作都特别轻。
走廊尽头亮着灯，我们慢慢地向那个房间挪动。
正挪动着，走廊尽头的灯忽然灭了。
我们吓了一跳，赶紧屏住呼吸站住不动——走廊里一片漆黑，我和周庸只隔了不到一米，却完全看不见对方。
站了十多秒，没有任何声音，我拽了周庸一把，示意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我和周庸轻轻趴在门上，能听见里面有人呼吸的声音。
三楼有十一个房间，我和周庸挨个扒着门听，根据里面的呼吸声和呼噜声判断，最里面的三间屋子都有人。
我轻轻拧了走廊另一头一间没有人的房间的门把手——门没锁。
我慢慢地打开门，和周庸躲了进去，关上了门。
打开手机，借着亮光，我和周庸看了一下房间的样子：卫生间、透明的浴室、电视、大床、素色的漆。
周庸小声给了个很中肯的评价：“这不就是快捷酒店的大床房吗？”
我又检查了一下旁边的几间屋子，都是一样的装修。
“徐哥，现在怎么办？”
我说：“有大床房就先住一宿吧，里面这几间屋子看样子也不会有人来——先藏在这儿，明天白天找机会去走廊那边的屋子看看。”
我们躺在床上眯着。
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村里的学生都来上课后，我听见走廊里有几个人说笑着下了楼，然后整个三楼又静了下来。
我们打开门，走到三楼的另一边。
听着昨晚走廊尽头开灯的房间里没有声音，我试着拧了一下门，门是锁的。
我拿铁丝打开门——仍然是间大床房，只不过多了些东西——床头摆着一盒避孕套，床上扔着一些东西，角落里有个保险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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