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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宴席这是农业税的比例，那么商业税呢？从明朝一开始，从明太祖朱元璋那会儿，就开始给商人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商人地位卑微，商业税不值一提，随随便便一收就好。

明太祖确实是有其局限性，他想要建造的国家是老庄思想里面那种理想社会的国家，正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种地，听他朱皇帝的话，不要有人到处走来走去，到处贩卖货物。

所以朱元璋其实对商人是非常反感的，在其当皇帝的时间内也一直对商人非常严重的打压。

比如说，有一些商人子弟穿着靴子踢球，结果被他知道了，他下令把这些商人子弟给抓起来，把脚都给砍掉了。

这件事就是一个明证。

只不过，商业繁荣，是太平盛世期间一个必然会出现的趋势，他再怎么打压都是没用的。

明朝的商业依旧非常非常之发达，既有自已内陆的商业，也有远洋贸易在海上兴起，要说起来，比起以商业著称的宋朝，就算是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但是，与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的商业税，简直可以说是凄惨无比。

在宋朝，一年的商业税，可以达到数千万贯。

而在明朝，商业税，从来就没有上过一百万两。

为什么呢？因为明太祖定下的商业税的征收比例极低：三十税一。

而明朝那些文人土大夫，他们家族基本上都是普遍经商的，到了明朝中后期，他们甚至嫌三十税一这么低的比例都有点高了，于是通过种种手段，又是鼓噪蒙蔽皇帝，又是上书等等等等，终于成功的把商业税从三十税一，又一次降了下来。

万历年间的商业税，达到了骇人听闻的，恐怖的六十税一。

而且，交易量在四十两一下的交易，会被视为小额交易，会免除商业税。

也只能感叹，明朝真的是自已取死有道，商业税征的额度这么低，简直跟没有也没什么区别了。

而且要知道，绝大部分的交易，都是四十两以下的，而哪怕是四十两以上的，也可以拆分成很多笔四十两以下的。

这就顺利地规避了赋税。

商业税定得这么低，起征额度又这么高，那跟不收商业税也没什么区别。

难怪到了崇祯年间，所有的赋税压力全部都压在农民身上，屡次加饷，最后逼得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直接颠覆了这大明朝。

俩字儿：活该！

而待在城市中要做的那些营生，很少有和商业没有关系，由于商业税这么低，起征额都这么高，所以明朝很多住在城市里面的人，活的是非常滋润的，因为他们几乎不用交税。

明朝的市民中，哪怕小商小贩，收入也算不菲，至少是比农民要高得多了。

比如说，冯梦龙的三言二拍里面有一篇，也是非常有名的一篇，叫做卖油郎独占花魁。

当时文中提到，这位卖油郎，他手中的本金有三两，而一年辛辛苦苦做下来，刨除其他花销，大概能剩下十六两银子左右。

也就是说，这十六两银子，是他的纯利润，而不是纯收入。

若是林林总总的其他东西加起来，只怕他一年的纯收入能够达到二十多两银子。

在这个年代，二十多两银子能干什么呢？能够让自已在吃饱喝足的同时，养活一个三口之家绰绰有余，而同时若是没有成亲，没什么太大花销的话，攒上两年，基本上就可以在城里买座宅子了。

城里一般的宅子，价格也就是在五十两上下。

攒两年，就能买一个很不错的。

当然，世事无绝对。

虽然在这个时代，市民的普遍收入要高于农民，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市民的收入都高，也有不怎么高的的，比如说赵三儿。

但这个不怎么高，得分跟谁比，要是和农民比，赵三儿这个收入也不低。

但是要和其他人比，可就不够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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