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地,批评家应该对人们说,诸位,我现在将要说我自己,关于沙士比亚,关于拉辛,或巴斯加耳或歌德了。
至少这个机会总是尽够好了。”
这一节话我觉得说的极好,凡是作文艺批评的人都应该注意的。
我们在批评文里很诚实的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正与在诗文上一样,即使我们不能把他造成美妙的文艺作品,总之应当自觉不是在那里下判决或指摘缺点。
二
我们凭了人间共通的情感,可以了解一切的艺术作品,但是因了后天养成的不同的趣味,就此生出差别,以至爱憎之见来。
我们应当承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同时也应知道这只是我们自己主观的迎拒,不能影响到作品的客观的本质上去,因为他的绝对的真价我们是不能估定的。
许多司法派的批评家硬想依了条文下一个确定的判决,便错在相信有永久不易的条文可以作评定文艺好坏的标准,却不知那些条文实在只是一时一地的趣味的项目,经过多数的附和,于是成为权威罢了。
这种趣味当初尽有绝大的价值,但一经固定,便如化石的美人只有冷而沉重的美,或者不如说只有冷与沉重迫压一切强使屈服而已。
现在大家都知道称赏英国济慈(keats)的诗了,然而他在生前为“批评家”
所痛骂,至于有人说他是被骂死的,这或是过甚之词,但也足以想见攻击的猛烈了。
我们看着现代的情形,想到济慈被骂死的事件,觉得颇有不可思议的地方:为什么现在的任何人都能赏识济慈的诗,那时的堂堂《勃拉克乌特杂志》(blackwood'smagazine)的记者却会如此浅陋,不特不能赏识而且还要痛骂呢,难道那时文艺批评家的见识真是连此刻的商人还不如么?大约不是的罢。
这个缘故是,那时的趣味是十八世纪的,现在的却是济慈以后的十九世纪的了;至于一般批评家的程度未必便很相远,不过各自固执着同时代的趣味,表面上有点不同罢了。
现代的批评家笑着《勃拉克乌特》记者的无识,一面却凭着文学之名,尽在那里痛骂异趣味的新“济慈”
,这种事情是常有的。
我们在学校社会教育各方面无形中养成一种趣味,为一生言行的指针,原是没有什么希奇,所可惜者这种趣味往往以“去年”
为截止期,不肯容受“今天”
的事物,而且又不承认这是近代一时的趣味,却要当他作永久不变的正道,拿去判断一切,于是济慈事件在文艺史上不绝书了。
所以我们在要批评文艺作品的时候,一方面想定要诚实的表白自己的印象,要努力于自己表现,一方面更要明白自己的意见只是偶然的趣味的集合,决没有什么能够压服人的权威;批评只是自己要说话,不是要裁判别人:能够在文艺批评里具备了诚和谦这两件事,那么《勃拉克乌特》记者那样的失策庶几可以免去了罢。
以上的话,不过为我们常人自己知道平凡的人而说,至于真是超越的批评家当然又当别论了。
我们常人的趣味大抵是“去年”
的,至多也是“当日”
(uptodate)的罢了,然而“精神的贵族”
的诗人,他的思想感情可以说是多是“明天”
的,因此这两者之间常保有若干的距离,不易接触。
我们鉴于文艺史上的事件,学了乖巧,不肯用了去年的头脑去呵斥明天的思想,只好直抒所感的表白一番,但是到了真是距离太远的地方,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在这时候便不得不等真的批评家的出现,给我们以帮助。
他的批评的态度也总具着诚与谦这两件,唯因为他也是“精神的贵族”
,他的趣味也超越现代而远及未来,所以能够理解同样深广的精神,指示出来,造成新的趣味。
有些诗人当时被人骂倒而日后能够复活,或且成为偶像的,便都靠有这样的真批评家把他从泥里找寻出来。
不过这是不可勉强的事,不是人人所做得到的。
平凡的人想做这样的真批评家,容易弄巧成拙,不免有弃美玉而宝燕石的失着,只要表现自己而批评,并没有别的意思,那便也无妨碍,而且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别的创作也是如此,因为讲到底批评原来也是创作之一种。
一九二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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