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窒碍,因为诗人有时单凭意境,未必真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要讲真假很不容易,我怕贾上人在驴背上的也就是这一种境界罢。
《谪星笔谈》与《说诗》原差不多,不过一个多少与诗有点相关,一个未必相关而已,有许多处都是同样地有意思,最妙的也多是批评人的文章。
卷二云:
“退之与时贵书,求进身,打抽丰,摆身分,卖才学,哄吓撞骗,无所不有,究竟是苏张游说习气变而出此者也。
陶渊明穷至乞食,未尝有一句怨愤不平之语,未尝怪人不肯施济而使我至于此也。
以其身分较之退之,真有霄壤之别。
《释言》一首,患得患失之心活现纸上,谗之宰相便须作文一首,或谗之天子,要上万言书矣。”
这一节话我十分同意,真可以说是能言人所难言。
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
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
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他的好处。
我其实是很虚心地在读“古文”
,我自信如读到好古文,如左国司马以及庄韩非诸家,也能懂得。
我又在读所谓唐宋八家和明清八家的古文,想看看这到底怎样,不过我的时间不够,还没有读出结果来。
现在只谈韩文。
这个我也并未能精读,虽然曾经将韩昌黎文集拿出来搁在案头,但是因为一则仍旧缺少时间,二则全读或恐注意反而分散,所以改变方针来从选本下手。
我所用的是两个态度很不相同的选本,一是金圣叹的《天下才子必读书》,一是吴闿生的《古文范》。
《才子必读书》的第十和十一卷都是选的韩文,共三十篇,《古文范》下编之一中所选韩文有十八篇,二家批选的手眼各不相同,但我读了这三十和十八篇文章都不觉得好,至多是那送董邵南或李愿序还可一读,却总是看旧戏似的印象。
不但论品概退之不及陶公,便是文章也何尝有一篇可以与孟嘉传相比。
朱子说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我想其文正亦如此,韩文则归纳赞美者的话也只是吴云伟岸奇纵,金云曲折荡漾,我却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正是策士之文也。
近来袁中郎又大为世诟病,有人以为还应读古文,中郎诚未足为文章模范,本来也并没有人提倡要做公安派文,但即使如此也胜于韩文,学袁为闲散的文士,学韩则为纵横的策士,文士不过发挥乱世之音而已,策士则能造成乱世之音者也。
《笔谈》卷三谈到桐城派,对于中兴该派的曾涤生甚致不敬,文云:
“桐城之名始于方刘,成于姚而张于曾。
虽然,曾之为桐城也,不甚许方刘而独以姚为桐城之宗,敬其考而祧其祖先,无理之甚。
其于当世人不问其愿否,尽牵之归桐城,吴南屏不服,则从而讥之。
譬之儿童偶得泥傀儡,以为神也,牵其邻里兄弟而拜之,不肯拜则至于相骂,可笑人也。”
谢章铤《赌棋山庄笔记》,《课余偶录》卷二亦有一则,语更透澈,云:
“近日言古文推桐城成为派别,若持论稍有出入,便若犯乎大不韪,况敢倡言排之耶?余不能文,偶有所作,见者以为不似桐城,予唯唯不辨。
窃谓文之未成体者冗剽芜杂,其气不清,桐城诚为对症之药,然桐城言近而境狭,其美亦殆尽矣,而迤逦陵迟,其势将合于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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